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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战争耸人听闻的黑色童话

发布时间:2021-01-05 11:47:43 阅读: 来源:手套厂家

基因战争:耸人听闻的黑色童话

未来生物武器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目前生物学界在制造“基因武器”方面的最高水平,不过是把禽流感病毒的两个基因加以修改,使之可以在雪貂之间传播;基因武器清除某个种族,纯属科幻。因此,就算真有邪恶势力掌握了基因武器,也不过是传播炭疽之流的传统病原体,而这种武器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它能造成多少伤亡,而是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本报见习记者赵广立 不久前,“打假斗士”方舟子与“央视名嘴”崔永元在网上关于转基因玉米的隔空论战,再度让“基因”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和“吃饭”一样频繁。而近日陕西安康等地出现的严重“蜂祸”更是让人浮想联翩:如果有“黑暗”组织或国家把致命病毒的基因“嫁接”给暴躁的胡蜂,就可以发动“基因战争”了! 曾经有人不无讽刺地说,随便找一个时兴的名词,加上“战争”两字,都能成为一个看上去很威武的战略词汇。于是乎金融战争、货币战争、信息战争、基因战争之类的术语层出不穷。这在科普作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刘夙看来,其中一些概念的确很合理、很重要,但有的概念,比如“基因战争”,基本上是个耸人听闻的黑色童话。 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人们的恐惧多半来自未知的基因武器。之所以说“未知”,是因为关于基因武器的存在与否,不同领域有着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被莫衷一是的说法搞昏了头,只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 一个耸人的说法是,美国已经研究了人类基因组,能针对中国人设计基因武器,有可能造成中华民族的灭绝。 美国作家查尔斯·皮勒甚至著书《基因战争》,并在书中大胆猜测,西方一些国家已制定了研制其基因武器的计划,这些国家以研制疫苗为名进行着危险的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 而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看来,实属子虚乌有。 国内从事生物发育学的生物学家江东(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不存在仅针对某一国家的基因武器。 “人只有一个种,没有生殖隔离,我们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保证了没有所谓对某一国家特异的靶位点。”江东说,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设计基因武器,这在生物学上完全没有依据。 对此,科学作者、《百科知识》杂志副主编张田勘也曾发文指出:人类基因的实际情况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可能制造出只针对某一民族的基因武器。 “理想的‘基因武器’应该具备两个特性:第一,它是针对某个基因的特殊形式起作用;第二,它所针对的这个基因的特殊形式在敌方族群中广泛分布,但在我方族群中很少分布。”刘夙指出,理想的基因武器的第二个要求根本难以满足。 “也就是说,即使研制出基因武器来,也很可能是一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器。”刘夙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权者不是疯子,或者世界局势没有到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局面,没有政治家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研发、使用它。” 实际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基因武器”,只会和“生化武器”一样,变成人类自掘的坟墓,最终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基因武器随意制造? 人们对“基因武器”的另一种恐惧来自于,基因武器杀伤力相当惊人。 早在2000年,就有人对基因可能成为武器表示了担忧。一些专家认为,以人类目前所掌握的基因技术,完全可能以遗传工程手段,制造超级细菌或超级病毒,如利用人类抵抗力较弱的肝炎病毒和感冒病毒,复合艾滋病病毒,培育出传播力和致命力均超强的双料“杂种病毒”。 这种病毒的杀伤力曾一度流传:早前就有消息称某国曾利用细胞中DNA的生物催化作用,把病毒的DNA分离出来,之后结合另一种病毒的DNA,拼接成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据称该毒剂的万分之一毫克就能毒死100只猫,倘若用上20克,就足以使全球60亿人毁于一旦。 江东告诉记者,实际上DNA根本就没有什么催化作用,DNA也不是有毒物质,只有基因的产物表达出来而且在目标人群的个体体内才可能有毒害作用。“这个说法非常离谱,难道大规模武器是注射的?” 在面对“现在的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是否已达到了可以随意制造有威胁的基因武器的程度”问题时,刘夙给出的答案是:利用转基因技术制造病毒倒是有实现的可能性,“随意制造有威胁的基因武器”是绝对谈不上的。 2011年,美国和欧洲的两个研究团队通过修改禽流感病毒的两个基因,实现了禽流感在哺乳动物雪貂之间的传播。在经历了一番有关科学伦理的大争论之后,这两项成果最终发表在2012年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 “这种靠病原体引发传染病的武器仍然属于传统的‘生物武器’范畴,并不是‘基因武器’,但这两项改造禽流感病毒的研究算是目前生物学界在人工制造生物武器方面的最高水平了。”刘夙的评价是,“然而它们也只是十分粗糙的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江东的答案更为简洁:人们迄今都没有研究出一种对人类有害的物种(如蚊子、疟原虫、血吸虫等)的基因武器,对人群的基因武器,凭空想象吧? 江东指出,禽流感和雪貂的例子表明,病毒的种属特异性是很容易突破的,广泛的感染风险首先危及制造者,使得其无法作为基因武器。 科学问题难以“纯科学” 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认为,人们对基因战争的恐惧,源于汹涌而来的转基因技术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也体现在对转基因产品的种种顾虑上。 江东指出,转基因安全的可控性分为两种,一是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不是可控;二是转基因技术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破坏者的工具。 “一项技术能否应用于改善人类文明,创造福祉,完全取决于第一个层面的安全。”江东表示,当前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安全可控性是显见的,却总是被人们对第二个层面的安全担忧所混淆。 “对基因技术安全使用的管控,与放射物质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药物管理以及毒品管理等是一个层面的,完全不应因噎废食而阻碍正常的转基因应用。” “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安全性没有保证。”江东在科普中常常遇到“无厘头”的问题,他觉得概念混淆事小,而因此类担忧而导致转基因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更令人心焦。 然而,刘夙认为,就目前而言,可能只有等民众逐渐熟悉了转基因技术,公众的矛盾才能化解。 “民众面对一种新兴的技术,开始会倾向于本能地排斥,从而易于相信一些无中生有的谣言,这是心理学揭示的人之天性。”刘夙说。 同时他认为,科学家们在科普转基因技术的时候,常常容易陷入一种对人性的“理想化臆测”。 “政府和科学工作者觉得只要在科普中好好讲道理,就一定可以起到说服民众的作用,事实上就这几年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他们的工作可谓收效甚微。”刘夙说,急于求成可能会事倍功半。 时下,对转基因技术安全的质疑,已经不是对生物学问题的探讨,而是上升为复杂的论战甚至博弈。尽管科学家们奔走呼号倡导“科学的问题要交给科学来解决”,但似乎力不从心。 刘夙建议科普工作者“应该去了解一些和创新扩散有关的心理学、传播学研究结果”,他说:“我更同意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说法:科学不只是学术,也涉及文化,涉及政治。因此,事关重大的科学问题,想要单纯地‘交给科学解决’已经难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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