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健康重于天

人民健康重于天

晏燕张晓白波李臻1月初，家住房山区的曹先生将一副自己亲手写的“人老不服老”的毛笔字送到了房山区第一医院（简称第一医院）。此前70多岁的曹老因脑梗多次住院，然而对于脑梗这类心脑血管疾病，以往除了三甲医院，一般医院很难有治疗能力。无奈何，曹老只好到市区的三甲医院求诊，一年数次奔波于城郊看病取药的经历令他苦不堪言。 改变曹老现状的转机出现于2010年。随着“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计划的启动，此后曹老可以在家门口的“第一医院”就诊，在这家二级医院里接受与安贞医院水准相同的脑梗治疗，病症得到有效控制，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对此，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彭雪梅解释说，疾病攻关项目2010年实施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北京市医疗卫生领域建立了一个机制新、功能强的科技支撑体系。第一医院成为这一体系中“北京心血管临床研究网络成员单位”后，开始接受来自安贞医院等国内一流专科医院的规范指导和培训，在心血管疾病牵头单位安贞医院的专家指导下，对中高危患者采取了强化抗凝治疗，这在以往只有三甲医院才能够实施。 虽然对于一项撬动全市88家医疗机构参与、历时2年的科技攻关计划，与其所取得的诸多前沿技术的研发成果相比，给医院送书法的细节实在算不得业绩。但是从这一微观的视角中所折射出来的信息却是明确的：这一计划最大的受益者是民众。 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 “就医难”“上学难”“出行难”……当中国人均GDP跨过4000美元——这一被认作是中等国家的标尺时，我们还未及欢欣鼓舞就已开始感受到处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管理压力。 “其实这些‘难’的背后，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每一个社会管理者都必须看到的现实”。谈起2年前“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启动的初衷，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称，每每看到大医院里挤满了面带病容、苦苦等待的就医者，“心里就很痛”。疾病带给人们的是身体的痛苦，而求医的过程让人感受更多的是心理刺激，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要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成为“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理想目标。 有了这样的定位，“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设计者们思路豁然开朗：什么样的疾病对于健康危害大、给人们造成的负担重，最终导致人们的尊严在疾病目前屡屡受伤，那就是我们要攻克的堡垒。 “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设计者们把选择权交给了民众，选择标准就是“四高”（即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疾病负担、科技在疾病控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程度高）。经过广泛的社会和专业领域相结合的信息采集，最终选定了艾滋病等4类传染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6类慢性病，统称“十大疾病”。 “我们就是要让‘疾病攻关’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普惠民众”。有着海归背景的闫傲霜认为，对人民的最大尊重就是对人性的尊重。 抓住“龙头”问题进行攻关，寻找一条科研攻关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一多少有些无奈色彩的思路，却是体现了经济学中被称作是“帕雷多最优原则”的明智选择。 规范重于投入 虽然“疾病攻关”剑指十大疾病。但是主持“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主管部门——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卫生局的决策者们，却胸怀大志：探索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医疗资源优化配置体系。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科研攻关与治病救人必须有机融合，相互依托。显然，这是一个高难定位。甚至在常人眼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科研探索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社会实践；而治病救人则讲求要将行为风险降至最低，毕竟人命关天。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即使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限的投入放在资源短缺且配置严重失衡的陷阱里，犹如水银泻地，无影无踪。纵然是首都，也难以回避这一现实。 值得关注的是，“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以充满智慧的制度设计，探索以相对低的投入，满足科研攻关与治病救人双向诉求。 首先，该专项搭建了一个“疾病攻关科技支撑体系”。成立“十大疾病”科技攻关总体专家组和领域专家顾问组，确定“十大疾病”科技攻关项目领衔专家，项目实行领衔专家责任制，负责项目协调和实施。组建“十大疾病”科技攻关团队，建立一支由领衔专家牵头，集成多家领域优势医院在内的科技攻关团队，负责落实项目具体的科技攻关任务。同时，围绕每类疾病的防治现状以及科技需求，编制由领衔专家牵头、专家组指导的十大疾病中长期科技实施方案，并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内每类疾病防控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启动重大项目进行联合攻关。显然，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分散于各医疗机构的科研资源将会在共同的科研目标下，自主协调，协同攻关。其次，建立科技成果推广专项。研究制定推广成果筛选标准，建立推广成果项目储备库，制定科学评价和监管机制，将先进、成熟、适宜技术推广到全市，提高全市各类医院治病救人的实力。 这是一个将发达国家的“转化医学”理念本土化的实践，其最为醒目的优势在于，它形成和推广的成果是一套先进、成熟的规范与标准，而非某项尚待完善的科技成果。这一点对于以治病救人为立身之本的医院来说，意味着其成长的基石安全可靠。许多学者评价称此举是医学界对现代医学理念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样本。通过对现代医学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建设的有效引进，在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对曾经崇尚的“重结果轻过程”行医理念，开始了从制度到文化的深刻反思。对此，长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宁认为，将先进成熟的医学成果完善成为规范的标准加以推广，“转化医学”所表达的现代西方医学理念，体现了对医疗体系建设高度关注，从而实现了程序优化带动资源合理配置的理性进化，显然这是一个能够不断完善的可持续发展。 “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两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成效显著：建立了由北京市88家医疗机构参与的科技支撑体系，其中三甲医院43家、二级医院3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家。启动重大项目18项、投入科技经费2.57亿元。随着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首批3个重大项目的启动，成功对接2个项目（首批共启动3个项目），争取国家经费约2.4亿。“疾病攻关”的成功实践，已被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认定为“北京模式”向全国推广。 制度创新的文化财富 两年前，基于制度设计而形成的“契约认同”，使得全市88家医疗机构成为“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体系的成员单位。在两年多的项目实施后，人们发现，随着该体系的良性运转，这一体系形成的文化认同，正在成为不断完善和优化体系、继而形成新医疗价值观的原动力。 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优良的文化环境也可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加强文化和科技相互融合、以科技支撑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前进过程中的一种有益探索。“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实施，就是要在首都医疗科技界营造“开拓进取、继承创新、团结奉献、厚德行医”的文化氛围，践行“北京精神”。 的确，在“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整个计划的设计以及许多参与的医务人员身上都闪耀着“北京精神”的光辉。 “爱国”，无数专家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第一线忘我工作，一大批海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归来报效祖国。脑血管疾病领衔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副院长曾是美国阿肯色医科大学生化实验室主管，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里，他参与了一系列世界前沿的研究，学术地位上赢得了不少荣誉，但一种失落感却常萦绕王拥军的心头。他说，“在国外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病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学成归来，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挽救中国的广大患者。”为此他放弃了美国优厚的条件和荣誉地位，回国担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回国后他立刻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当时国际医学研究最先进的理念“转化医学”引入中国，用于改善中国脑卒中医疗质量；二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卒中单元。王拥军说：“‘卒中单元’为病人提供了创新的人文化综合医疗模式，我国比国外整整落后了半个世纪。”目前，“卒中单元”的建立，使脑卒中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15%，致残率下降了30%，医疗费用降低20%，提升了中国脑血管病的整体治疗水平，大大拉近了与国际的距离。 “创新”，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科研氛围，也因此形成了基于“疾病攻关”成果的井喷：两年时间，共启动重大科技项目18项，产生一批创新性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使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目前，正在制定的临床诊疗技术规范73项，其中以“计算机化认知矫正治疗精神分裂症”“中国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标准”为代表的11项技术或规范已被卫生行政部门采纳应用，“我国慢性乙肝患者纤维化的诊断界值”被纳入中华医学会2010年发布的《中国乙肝防治指南》更新版，在全国推广应用；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社区康复技术，已被市卫生局纳入到区县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绩效考核中。 “包容”，最初基于制度设计形成的“契约认同”如今已运转两年，所有参与“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体系成员在契约认同的约束下形成了合作的科技攻关模式。合作的基础是得到文化认同，有了“3、5、2”（3家三级医院、5家二级医院、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成科技支撑体系）的制度安排，大家形成了理念认同，有了理念认同就会形成文化支撑，就会在不断的磨合中形成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包容文化。 我国医学领域长久受各种思想和观念的禁锢，多数研究是以某位专家为主或以某家医院单中心为主完成，更注重个案研究，结果往往缺乏代表性，与国际医学研究提倡过程重于结果的医学理念存在一定差距。百家争鸣的医疗卫生领域，最初的合作之路是艰难的，拿慢性肾病领域来说，其科技支撑体系内22家成员单位每家医院每位专家对病人的诊治管理各有一套，其中中医与西医的融合就更难能可贵。中西医各成一派，治疗理念截然不同，但在慢性肾病治疗的不同阶段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特色和专长，摒弃门户之见，综合施治，将给予患者最优的诊治方法。曾有一位慢性肾衰竭的患者一直在一所三甲医院进行西医常规治疗但效果不是很理想，后至慢性肾脏病领域科技支撑体系成员单位北京友谊医院慢性肾脏病门诊，会同课题组成员单位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师共同诊治，一方面坚持按照西医权威国际指南对患者进行规范强化治疗，包括调整饮食，严控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另一方面采用中医辨证论治，辅助以益气、健脾、补肾、清毒、逐瘀等治疗，3个月后患者肾功能稳定，病症也得到有效改善。正是为了人民健康这个最大的利益，拿出治疗慢性肾脏疾病统一、标准的诊疗规范，慢性肾脏病领域专家放弃个人利益之争、医院之争、摒弃中西医之间门派之争，多次讨论，统一思想，反复论证，为制定出统一的诊疗技术规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一旦包容文化建立起来，这种合作就变的很自然了。在精神疾病领域，通过搭建由4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为龙头，6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6家二级精神病专科医院，6家区县卫生服务中心构成的转化医学科技平台，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使得二级基层医院学到了三级医院的技术成果，普惠百姓，而三级医院的科研人员也能够根据基层医院的需求去开展研究，拓展思路。同时不同领域在体系搭建时也互相学习，交流经验。 “这次‘疾病攻关’组织最大的成功就是这种包容文化的建设”，市科委主任闫傲霜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科学家每个人都有独到之处”，闫主任说：“政府就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见面，就像让自由粒子相互碰撞发生反应很难，需要外界加压、加温、加热才能反应一样，刚开始这个平台是带有一定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之后只要合作起来，就会意识到合作的优越性，国家发展要实现超越，就要有这个过程。” “厚德”，“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的目的就是科技惠民，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技术。“厚德”是医务工作者的灵魂，他们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在北京安定医院，20%—30%的病人因常年住院极少得到家属关注甚至被遗弃，安定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负责诊疗工作的同时，还在努力解决病人生活上的困难。 疾病攻关、指导培训基层医院是“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附加给大医院专家们额外的任务。为了提高基层精神卫生服务水平，安定医院的医生们经常要利用节假日、周末等休息时间，不辞辛劳奔波于各郊区县入户调查，基层培训。安定医院马辛院长说：“患者的康复让我看到了工作的价值，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额外的劳动，但心里很满足”，马辛常动情地这样说。看着她神采奕奕的样子，我们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在支撑这位不知疲倦的女院长。 正是这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新的体系文化体现了北京精神的凝聚，也正是这种文化的暗合使得“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它所体现的北京独特风格的精神特质，必将唤起首都所有医务工作者们强烈的核心价值认同，从而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 ■编后 2011年京津沪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突破8万元人民币大关，达到了富裕国家的水平。然而所谓的“富裕”从来不仅仅以经济上的指标来衡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与发展的内涵，这就对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将发展聚焦民生。啃最硬的骨头，打最硬的仗，在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的牵头下“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计划正式启动。历时2年，启动18个重大项目，88家医疗机构参与其中，投入科技经费2.57亿元，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医疗资源优化配置体系，以相对低的投入，满足科研攻关与治病救人的双向诉求，让科研成果最大限度的普惠于民。 貌似简单的目标，想要完全实现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与具体的实践，硕果累累的背后，是一套充满智慧的制度体系对其进行支撑。在“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实施过程中搭建起了“疾病攻关科技支撑体系”，将分散于北京各医疗机构的科研资源在共同的目标下，自主协调，有效整合，共同攻关。同时，引进发达国家“转化医学”的理念并将其进行本土化的实践，将研究攻关和成果推广的关注点由尚待完善的科技成果转为形成、推广先进、成熟的规范与标准，从而更加夯实了医院的成长基石。 好的制度具有内在的生长力，在运行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优化升级，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而文化的认同正是制度能够不断完善的原动力。因此面对北京这样的世界城市，每一个政策的抉择，每一套制度体系的形成，都要求决策者和设计者具有足够的智慧和前瞻性，让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落地生根，服务民众，引导社会发展的潮流。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计划才被科技部认定为“北京模式”面向全国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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