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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聚焦对中国经济要有强烈危机感

发布时间:2021-09-11 16:05:36 阅读: 来源:手套厂家

时政聚焦:对中国经济要有强烈危机感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较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轻松实现。而我倾向于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年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现实存在。

以下让我们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几大要素:

第一, 增长质量。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形势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对该产品才会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等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改变政绩观何其难!

第二, 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年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年间依赖土地财政,此后至今则青睐于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元,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9万亿元间,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18万亿元。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元,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元,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

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且控温精度低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国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我持较为悲观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类似地方政府破产这样的硬性约束,放开市政债将导致地方债务再扩张。那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为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富程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第三,国进民退。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元,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元,税收1.9万亿元。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元。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元,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到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的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包括结构车身部件和外部可喷涂部件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国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如何应对国进民退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理念。政府自设企业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会带来更多问题,但便利是当下的,问题则是长远的。自上而下直接任命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同样垂直的国资体系,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也许改革需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财政资金安排,逐步压缩和公共产品无关的生产型项目投资,加速公共财政转型;二是落实政府的出资人角色,将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以及国企的红利,逐步拨入社保体系,弥补历史欠账并缓解现有缺口的扩大;三是逐步切断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四是明确限定国企的战略布局行业和范围,加速收缩和退出。

当下则可暂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压缩央企的参控股层级,压缩乃至杜绝相互持股;二是压缩地方国企获得资金等要素的渠道。没有国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简布局,对私营企业而言,加强行业垄断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话。

第四,房产泡沫。

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

就货币化而言,在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方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就更为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元,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万亿~5万亿元,很难想象房产泡沫对金融稳定能不产生冲击。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房产可能的泡沫化风险呢?

一是应当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徙仍在推进中,但房地产已进入平台期,不能将京沪深广核心区的房价上涨,视同全国普涨的信号。同时也应看到,一线城市核心区房价和房租的上涨,是供求矛盾使然,并无行政良方可治。

二是集约用地。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以展聚力,工业用地用量过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的势头有所回潮。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为1.5∶1,其中工业用土约为5万~6万平方公里,用地占比为26%,远超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

三是保障房建设层次过多,过于复杂,宜简化为可售和公租两类,减可售、增公租。

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综合体已有明显的过剩迹象,应予警惕。

五是对开征房产税要慎重。至少在我看来,加强个税和开征遗产税,较之房产税更为现实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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